致意

国立汉生病资料馆

馆长　内田 博文

成田稔老师辞职后，我于2021年7月1日就任国立汉生病资料馆的馆长。我深感责任重大，定将基于此前处理麻风病问题的经验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请大家像支持前馆长那样，给予我指导和鼓励。

有不少动物比人类更加强壮。弱小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，是因为人类创造出了社会生活。这就是人类被称为社会动物的原因。我认为对于社会生活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权。

1789年法国的《人权宣言》以“人权和公民权”的形式，第一次在世界上宣告现代人权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然而实际上，权利保障的对象却有所限定。女性、儿童、残疾人、外国人等被排除在外。如何保障这些人的人权，是后来人权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。

法国《人权宣言》的主要内容是保障自由权和平等权，还没有认识到生存权。进入20世纪后，生存权才被认为是一项人权。它首次出现在1919年制定的德国《魏玛宪法》中。该法第151条规定：“经济生活之组织，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。在此范围内，个人之经济自由，应予保障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引入了这一社会权。

二战后，联合国成立。可以说，联合国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后，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采取的第一步，就是人权的国际化。1948年的第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。其序言明确指出“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，作为所有公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”，尊重人权，是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共同准则。人权问题已成为战后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。

21世纪的人权不同于20世纪以前的人权，是“基于当事人，为了当事人，当事人的人权”。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也基于这种当事人主权，改变了传统“残疾”概念的范式。比如说，传统上将失明、失聪或无法行走视为“残疾”，也就是所谓的医学模式思维。但是，即便失明、失聪或无法行走，如果有社会方面的“合理关怀”，参与社会就没有障碍。只是因为没有合理关怀，所以无法参与社会。残疾不在于当事人，而在于社会。因此，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改变了范式，采用了社会模式的思维。可正常行走的人只要有楼梯，就可以上二楼，行动不便者则无法通过楼梯上二楼。但是如果有电梯，就可以上二楼。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。

《汉生病问题基本法》第6条规定：“对于汉生病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及实施，国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反映汉生病原患者等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，比如设立与他们进行协商的场所”。

国立汉生病资料馆的作用极其重大，并有望进一步扩大。我们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各种声音，更不用说当事人了。这对于资料馆的发展来说，堪称宝贵的精神食粮。

人类重复犯下了许多过错，但又以这些过错为教训，让这些教训化为规则，通过使之成为文明的支柱而不断成长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教训的接力是保障人类成长的最大机制。我认为本资料馆也起到了这一教训接力的作用。

可以说，资料馆就是一个广场。当事人在国家错误的汉生病强制隔离政策中受到了称得上“人生损害”的严重伤害，并且为了改变错误的政策和“恢复人格”进行了勇敢的斗争，由当事人讲述其中的真相、他们的生活和声音，我们也会向他们提问，通过资料馆这个广场，将其传达给众多的国民和市民。希望大家能接过这支接力棒。希望大家能成为下一个跑者。

对于接力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倾听和表达的能力。我希望馆内的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，提高倾听和表达的能力，增强资料馆的广场功能。

最后，还请大家继续指导和鼓励，以上就是我就任馆长的致辞。